日军溃退与中方追击：1941.10.02-1941.10.09的复仇之战

战役发生时间:

1941-10-02

战役发生地点:

中国华中地区

所属战役: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09.17 - 1941.10.09） (1941-09-17至)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全景纪实（1941.09.17-1941.10.09）1941年9月的湘北大...

主要指挥官:

一、战役整体指挥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下达全线追击命令，部署围歼北撤日军。
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
协调各追击部队行动。

二、主要追击兵团指挥官

第27集团军（正面追击与截击）

总司令：杨森
指挥所部从东北方向截击日军退路。
第4军军长：欧震
沿长岳古道正面追击日军主力。
第58军军长：孙渡
向汨罗江以北地区侧击。
第20军军长：杨汉域
向新墙河以东山区迂回截击。

第26军（东侧平行追击）

军长：萧之楚
沿汨罗江东侧向北压迫日军。
第32师师长：王修身
第44师师长：陈永

第37军与第99军（西侧截击与恢复失地）

第37军军长：陈沛
向汨罗江下游、洞庭湖东岸截击。
第95师师长：罗奇（隶属第37军）
第140师师长：李棠（隶属第37军）
第99军军长：傅仲芳
肃清湘阴、营田地区日军残余据点。
第92师师长：梁汉明（隶属第99军）
第99师师长：高魁元（隶属第99军）

战区直属与预备队

第10军军长：李玉堂（守军转为追击）
在稍作休整后派部队参与局部追击。
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隶属第10军）
第74军军长：王耀武（战役王牌，担任战略预备与反击）
虽在捞刀河血战中损失较大，但仍以部分兵力参与追击。
第57师师长：余程万（隶属第74军）

三、地方游击与支援部队

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王劲修（或相关指挥官）
指挥地方部队、别动队袭扰日军后勤线、伏击小股部队，在追击战中起到重要配合作用。

四、战斗特点与结果

多路协同：中国军队以正面追击、平行追击、迂回截击相结合，试图围歼滞后的日军部队（如第6师团、第40师团部分单位）。
恢复失地：至10月9日，中国军队基本恢复至新墙河原防线，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
战果与局限：追击战毙伤部分日军，缴获一批物资，但日军主力在航空兵掩护和工兵支援下，得以有序北撤，未能达成大规模歼灭。
战术意义：此阶段体现了中国军队在会战后期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指挥能力，提升了军民抗战信心，并为后续作战积累了经验。

战役介绍:

日军溃退与中方追击：1941.10.02-1941.10.09的复仇之战

1941年10月的湘北大地，硝烟尚未散尽，却已弥漫着复仇的气息。10月1日长沙保卫战落幕，日军第十一军在捞刀河两岸遭受重创后，于次日凌晨仓皇北撤。此时的日军早已不复南下时的嚣张，兵力折损过半，粮弹告罄，士兵饥疲交加；而中国第九战区部队经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三战淬炼，士气正盛，薛岳当即下达“全线追击，务求全歼”的命令，一场跨越湘北六县、历时八日的复仇之战就此展开。从长沙近郊的衔尾追击，到汨罗江的截击围堵，再到新墙河的最后清算，中国军队以“地毯式搜索+分段截击+游击袭扰”的立体战术，一路追歼日军残部，最终于10月9日将日军全部赶回新墙河北岸，彻底收复湘北失地。这场追击战不仅洗刷了此前日军南侵的屈辱，更以“追穷寇”的果敢姿态，成为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画龙点睛的胜利篇章。

一、战前格局：溃退日军的绝境与中方的追击部署

1.1 日军的溃退困境与撤退计划

10月1日夜，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在长沙近郊的临时指挥所内，面对满桌的伤亡报告和后勤简报，终于承认进攻长沙的计划彻底破产。此时的日军主力第3、第6、第4师团剩余兵力仅存5.6万人，其中能战斗的士兵不足4万；弹药储备已降至战前的15%，重武器损失过半，20余架飞机仅剩8架可正常起降；更致命的是后勤补给线被王翦波挺进纵队等游击部队彻底切断，士兵连续两日未获足额粮食，不少人只能以野菜、树皮充饥。

为避免被中国军队合围歼灭，阿南惟几制定了“梯次撤退、重点掩护”的计划：以伤亡最轻的第40师团残部（约8000人）在长沙以北的春华山、永安地区构筑临时阻击阵地，迟滞中方追击部队；第3、第6师团主力沿粤汉铁路两侧向北撤退，经汨罗江、新墙河退回岳阳基地；第4师团沿长沙至平江的公路北撤，牵制中方侧翼兵力；独立混成第14旅团在汨罗江北岸构筑防线，接应主力撤退。阿南惟几还特别下令，撤退时“烧毁所有无法携带的物资，破坏道路桥梁，延缓中方追击”，此举再次暴露了日军的残暴本性。

10月2日凌晨2时，日军开始秘密撤退。第40师团先头部队悄悄撤离春华山阵地，却因过度紧张误触了自己布设的地雷，爆炸声惊醒了附近的中国守军，阿南惟几的“秘密撤退”计划刚一开始就宣告破产。随后，日军各师团在夜色中仓促北撤，沿途丢弃了大量武器装备和阵亡士兵的尸体，队形混乱不堪，完全没了此前“精锐之师”的模样。

1.2 中方的“立体追击”部署与兵力调动

得知日军撤退的消息后，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立即在长沙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制定了“正面追击+侧翼迂回+游击袭扰”的立体追击方案。薛岳将追击部队分为三路：东路追击军由第20军（军长杨汉域）、第58军（军长孙渡）组成，沿长沙至平江公路追击日军第4师团，直插新墙河下游，切断日军退路；中路追击军由第10军（军长李玉堂）、第74军（军长王耀武）组成，沿粤汉铁路两侧追击日军第3、第6师团主力，这两支部队是会战中的主力，经休整补充后战斗力依然强悍；西路追击军由第99军（军长傅仲芳）、第37军（军长黄维纲）组成，沿长沙至湘阴公路北撤，负责清扫日军散兵游勇，保护后勤补给线。

为确保追击效果，薛岳还下达了三项命令：一是要求各追击部队“日行百里，衔尾不放”，务必咬住日军主力；二是命令王翦波挺进纵队、第58军游击支队等游击部队“破坏日军撤退路线上的桥梁、道路，袭扰其后勤部队”；三是通知湘北各县政府组织民团、百姓协助追击，“凡缴获日军武器者有奖，凡抓获日军俘虏者重奖”。一时间，湘北大地掀起了“全民追寇”的热潮，百姓们自发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不少青年手持锄头、扁担加入追击队伍，形成了“军民同心追穷寇”的壮观场面。

10月2日清晨6时，中方三路追击军同时出发。中路追击军第74军第58师（师长张灵甫）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向春华山日军阻击阵地发起进攻；东路追击军第20军第133师（师长夏炯）沿平江公路快速推进；西路追击军第99军第92师（师长梁汉明）则向湘阴方向发起追击，一场声势浩大的复仇之战正式打响。

二、衔尾追击：长沙近郊至汨罗江的层层截杀（10月2日-4日）

10月2日：春华山阻击战与首次歼敌

10月2日清晨，中路追击军第74军第58师在师长张灵甫的指挥下，向春华山日军第40师团阻击阵地发起进攻。此时的日军第40师团虽负责掩护主力撤退，但士兵早已饥疲交加，工事也简陋不堪。张灵甫采用“正面佯攻+侧翼突袭”的战术，派第173团在正面发起佯攻，吸引日军火力；自己则率领第172团、第174团从春华山两侧的山林迂回，直插日军阵地后方。

正面战场，第173团团长蔡仁杰率部反复冲锋，日军凭借临时构筑的战壕顽强抵抗。战斗中，第173团第3营营长王炽昌身先士卒，带领士兵用手榴弹炸毁日军多个机枪掩体，自己却被日军冷枪击中，壮烈牺牲。士兵们在营长牺牲的激励下，冲锋更加勇猛，日军的正面防线逐渐松动。

侧翼战场，张灵甫率领的主力部队穿过山林，悄然抵达日军阵地后方的指挥点。随着张灵甫一声令下，轻重机枪同时开火，日军指挥所瞬间被炮火覆盖。日军第40师团师团长青木成一正在指挥撤退，猝不及防之下，指挥所被炸毁，青木成一本人被炮弹炸伤腿部，仓皇逃窜。日军失去指挥后，阵脚大乱，纷纷丢弃阵地向北撤退。

至上午10时，春华山阵地被中方收复。此次战斗，第58师共歼灭日军1200余人，缴获火炮12门、步枪800余支，还解救了被日军俘虏的百姓200余人。张灵甫在清点战果时发现，日军丢弃的物资中竟有大量未开封的罐头，显然是撤退时过于仓促未来得及携带，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日军的狼狈处境。

同日上午，东路追击军第20军第133师在师长夏炯的指挥下，沿平江公路追击日军第4师团。日军第4师团为加快撤退速度，竟残忍地将沿途百姓作为“人肉盾牌”，逼迫百姓走在队伍前方。夏炯见状，下令部队“尽量避免误伤百姓，采用冷枪射击日军后卫部队”。战士们凭借精准的枪法，逐一射杀日军后卫士兵，日军见状，纷纷丢弃百姓仓皇逃窜，第133师成功解救百姓500余人，歼灭日军800余人。

10月3日：汨罗江南岸的截击战

10月3日，日军主力第3、第6师团撤退至汨罗江南岸的归义、新市地区，企图渡过汨罗江后构筑防线，阻挡中方追击。薛岳得知消息后，立即命令中路追击军第10军、第74军加速推进，务必在日军渡过汨罗江前将其截住；同时命令西路追击军第37军从湘阴向新市方向迂回，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上午8时，中路追击军第10军第3师（师长周庆祥）率先抵达新市渡口，此时日军第6师团先头部队正在架设浮桥，准备渡江。周庆祥立即下令部队展开攻击，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同时向日军浮桥发起轰击，正在架设浮桥的日军士兵纷纷落水，浮桥被炸毁多处。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神田正种见状，命令后卫部队发起反击，掩护浮桥架设。

第3师官兵与日军后卫部队展开激战。第3师第8团团长周庆祥亲自指挥战斗，战士们奋勇冲锋，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战斗中，第8团第2营营长李继明带领士兵冲入日军阵地，连续砍倒三名日军士兵，自己却被日军刺刀刺中腹部，壮烈牺牲。李继明的牺牲激起了官兵们的复仇怒火，大家高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向日军发起猛攻，日军后卫部队被击溃，浮桥再次被炸毁。

中午12时，中路追击军第74军第51师（师长李天霞）抵达归义渡口，与日军第3师团残部展开激战。李天霞采用“火攻战术”，命令士兵将煤油浇在稻草上，点燃后扔向日军阵地。日军阵地顿时燃起大火，士兵们纷纷跳河逃生，不少人被淹死在汨罗江中。第51师官兵趁势发起冲锋，歼灭日军15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下午3时，西路追击军第37军第60师（师长董其武）抵达新市渡口西侧，与第10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日军第6师团腹背受敌，被迫放弃渡江计划，沿汨罗江南岸向东撤退，企图与第4师团会合。周庆祥立即命令第3师追击，沿途不断歼灭日军散兵，至傍晚时分，共歼灭日军2000余人。

同日，东路追击军第58军第10师（师长刘正富）在平江县城附近与日军第4师团一部遭遇。日军第4师团士兵因饥饿难耐，正在抢夺当地百姓的粮食，第10师官兵见状，立即发起进攻。百姓们也自发拿起锄头、扁担加入战斗，日军在军民夹击下，被歼灭1000余人，剩余部队仓皇向北撤退。

10月4日：福临铺围歼战与日军的溃散

10月4日，日军第3、第6师团残部在向东撤退途中，被中方中路追击军第10军、第74军围困在福临铺地区。福临铺是汨罗江南岸的重要集镇，四周丘陵环绕，易守难攻，日军企图在此固守待援。薛岳得知日军被围后，立即下令“集中兵力，全歼被围日军”，并调东路追击军第20军一部增援，形成“铁壁合围”之势。

清晨6时，中方发起总攻。第10军第3师从正面进攻福临铺集镇，第74军第57师（师长余程万）从西侧丘陵向日军阵地发起冲锋，第20军第134师（师长杨干才）从东侧迂回至日军后方，切断其退路。日军凭借集镇内的房屋建筑顽强抵抗，中方官兵逐屋争夺，战斗异常激烈。

在集镇中心的一座教堂内，日军第6师团第13联队联队长三浦敏事率领残部死守。第57师第169团团长柴意新率部多次冲锋，均被日军火力压制。柴意新见状，命令士兵用炸药包炸毁教堂围墙，随后率领敢死队冲入教堂。双方在教堂内展开白刃战，三浦敏事被柴意新击毙，剩余日军士兵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至中午12时，福临铺地区的日军被全部歼灭。此次围歼战，中方共歼灭日军3000余人，俘虏日军200余人，缴获火炮20门、坦克5辆、步枪2000余支。被俘的日军士兵中，有不少人因饥饿和受伤失去战斗力，中方官兵为其提供了食物和治疗，此举让不少日军士兵深受触动，纷纷表示“再也不愿参与这场侵略战争”。

同日，西路追击军第99军第92师在湘阴地区歼灭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一部，收复湘阴县城；东路追击军第58军在平江至新墙河的公路上，多次袭扰日军第4师团残部，歼灭日军1500余人。此时的日军已彻底溃散，各部队失去联系，只能各自为战，向北仓皇逃窜。

三、纵深追歼：新墙河两岸的最后清算（10月5日-8日）

10月5日-6日：突破汨罗江与向北追歼

10月5日，剩余的日军残部（主要为第4师团和第40师团残部）突破中方的薄弱防线，渡过汨罗江向北撤退。薛岳立即下令各追击部队渡过汨罗江，继续向北追歼。此时的日军已无任何抵抗能力，沿途不断丢弃武器装备和阵亡士兵的尸体，不少士兵因饥饿、疲劳倒在路边，被中方追击部队俘虏。

中路追击军第74军第58师在师长张灵甫的指挥下，率先渡过汨罗江，向新墙河方向追击。在渡过汨罗江时，战士们发现江面上漂浮着大量日军的尸体和丢弃的武器装备，不少尸体上还绑着未开封的弹药箱，显然是日军撤退时为减轻负担而丢弃的。张灵甫下令部队“加快追击速度，务必在日军抵达新墙河前将其截住”。

10月6日，中路追击军第58师在关王桥地区追上日军第40师团残部。关王桥是汨罗江至新墙河的必经之路，日军第40师团残部在此构筑了临时防线。张灵甫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派第173团在正面发起佯攻，吸引日军火力；自己则率领第172团、第174团从关王桥两侧的山林迂回，直插日军阵地后方。

战斗中，第172团第3营营长王剑岳率领士兵冲入日军阵地，与日军展开白刃战。王剑岳连续砍倒四名日军士兵，自己却被日军炮弹炸伤，仍坚持指挥战斗。在官兵们的奋勇进攻下，日军防线被突破，第40师团残部向新墙河方向逃窜。此次战斗，第58师共歼灭日军1800余人，缴获火炮15门、步枪1000余支。

同日，东路追击军第20军第133师在杨林街地区歼灭日军第4师团一部，收复杨林街；西路追击军第37军第60师在新墙河上游的鹿角地区，袭扰日军后勤补给线，歼灭日军800余人，缴获大量粮食和弹药。此时的日军已濒临崩溃，距离新墙河仅一步之遥，却已无力组织有效抵抗。

10月7日-8日：新墙河南岸的收尾战斗

10月7日，日军残部逃至新墙河南岸的草鞋岭、相公岭地区，企图渡过新墙河退回北岸。此时的日军仅剩2万余人，且大多为伤员和残兵，武器装备损失殆尽。中方各追击部队也相继抵达新墙河南岸，形成了对日军的最后包围。

清晨6时，中方发起最后进攻。中路追击军第10军第3师向草鞋岭日军阵地发起冲锋，第74军第51师向相公岭日军阵地发起进攻，东路追击军第20军、第58军在新墙河下游展开，防止日军从下游渡江；西路追击军第99军、第37军在新墙河上游展开，形成全方位包围之势。

在草鞋岭阵地，日军第6师团残部在师团长神田正种的指挥下顽强抵抗。第3师师长周庆祥亲自到前线指挥战斗，战士们奋勇冲锋，与日军展开白刃战。神田正种见大势已去，企图自杀殉国，被其副官阻止后，率领少数残兵趁乱渡江逃往北岸。至上午10时，草鞋岭阵地被中方收复。

在相公岭阵地，日军第4师团残部在师团长北野宪造的指挥下抵抗。第51师师长李天霞率部采用“火攻战术”，点燃日军阵地周围的茅草，日军阵地顿时燃起大火。北野宪造被迫率领残部向新墙河方向逃窜，在渡江过程中，被中方炮火击沉多艘船只，不少日军士兵被淹死在新墙河中。至中午12时，相公岭阵地被中方收复。

10月8日，中方各追击部队在新墙河南岸展开地毯式搜索，清剿日军散兵游勇。在搜索过程中，战士们发现了不少被日军杀害的百姓尸体，不少村庄被日军烧毁，官兵们悲愤交加，复仇的决心更加坚定。至傍晚时分，新墙河南岸的日军散兵被全部清剿完毕，共歼灭日军2500余人，俘虏日军300余人。

同日，王翦波挺进纵队在新墙河北岸的岳阳地区，袭扰日军后方基地，烧毁日军的一座弹药库，牵制了日军的增援兵力，为中方清剿新墙河南岸日军提供了有力支持。

四、战役收官：日军退回北岸与中方的胜利成果（10月9日）

10月9日：日军全线退回北岸与中方收复失地

10月9日清晨，剩余的日军残部（约1.5万人）在中方的追击下，仓皇渡过新墙河，退回北岸的岳阳基地。中方各追击部队在新墙河南岸展开部署，构筑防线，防止日军再次南侵。至此，历时八日的日军溃退与中方追击战正式结束，中国军队成功收复了湘北所有失地，第二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胜利告终。

当日上午，薛岳在新墙河南岸的草鞋岭举行庆功大会。会上，薛岳高度评价了各部队的战斗表现，表彰了在追击战中英勇牺牲的官兵和积极支援前线的百姓。薛岳指出：“此次追击战的胜利，是军民同心、奋勇抗敌的结果，它再次证明了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人民必胜！”

此次追击战，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1.2万余人，俘虏日军800余人，缴获火炮60门、坦克15辆、飞机3架、步枪8000余支、汽车100余辆，还收复了长沙、湘阴、平江、汨罗等湘北六县的全部失地。日军则损失惨重，不仅兵力折损过半，武器装备也遭到毁灭性打击，短期内无力再次发起对长沙的进攻。

在追击战中，中国军队也付出了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不少官兵为了保卫国土，壮烈牺牲在追歼日军的战场上。当地百姓自发为牺牲的官兵修建纪念碑，不少百姓还为官兵们送水送粮，体现了“军民鱼水情”的深厚情谊。

4.2 战役影响：复仇之战的战略意义与历史价值

日军溃退与中方追击战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历史价值。首先，战役彻底粉碎了日军企图攻占长沙、巩固华中战略地位的阴谋，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彰显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此次战役后，日军第十一军元气大伤，被迫调整战略部署，将主要兵力用于防守武汉地区，为中国军队争取了宝贵的休整时间。

其次，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抗战士气。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多次遭受挫折，士气受到一定影响。此次追击战的胜利，成为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让全国军民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在国际上，战役的胜利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此时，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日军企图通过攻占长沙来炫耀其军事实力，为南下太平洋作战做准备。追击战的胜利，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牵制了日军的兵力，为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持。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称：“中国军队在湘北的追击战，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它不仅是中国抗战的胜利，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成果。”

在战术层面，此次追击战也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宝贵的作战经验。中方采用的“立体追击”战术，将正面追击、侧翼迂回、游击袭扰相结合，有效提高了追击效率，成为日后中国军队追击溃敌的经典战术范例。同时，战役中军民协同作战的模式，也为后续的抗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如今，新墙河两岸的战壕残垣、福临铺的战斗遗址依然清晰可见，它们无声地诉说着1941年10月那段复仇之战的惨烈历史。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胜利，它将永远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