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半岛游击战（1931年-1936年）

战役发生时间:

1931-09-18

战役发生地点:

中国辽东

所属战役:

9·18事变及东北战役（1931-09-18） (1931-09-18至)九・一八事变与东北战役：十四年抗战的起点与东北军民的浴血抗争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华...

主要指挥官:

1931-1936年辽东半岛游击战三十位重要人物及指挥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辽东半岛（涵盖今辽宁大连、营口、丹东、鞍山、辽阳、本溪等地区）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战场。这一时期的抗日力量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主体，后逐步融入东北抗日联军早期部队，同时涌现出大量民间抗日武装首领与基层指挥官。以下三十位人物均为该阶段辽东游击战的核心力量，涵盖部队主官、根据地建设者、战术决策者及民间武装领袖，其事迹串联起辽东半岛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脉络。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核心统帅（5人）

黄显声：辽宁海城人，原东北军骑兵第2师师长，“九一八事变”后率先在沈阳组织抗日武装，提出“收编民间武装、分区抗日”策略，是辽东义勇军的主要组织者之一。1931年10月推动成立“辽宁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统筹辽东各地武装，其制定的“游击战与阵地战结合”战术为早期辽东抗战奠定基础，后因遭日军通缉转入地下工作。
王化一：辽宁辽中人，原东北军奉天省教育厅厅长，兼具军政背景的抗日领袖。1932年参与组建“辽宁民众自卫军”，任副总司令，重点整合辽东半岛南部（大连、营口）的抗日力量，协调工商界为义勇军提供物资支援，曾指挥营口近郊伏击战，击毁日军运输船3艘，为义勇军打通海上补给通道。
李纯华：辽宁海城人，原东北军军官，辽东义勇军“辽南救国军”总司令。1932年在海城举旗抗日，收编矿工、农民武装万余人，以千山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先后发动鞍山铁矿袭击战、辽阳铁路破袭战，击毙日军驻辽阳守备队队长松本少佐，1934年率部与杨靖宇部队会师，推动义勇军与抗联的融合。
邓铁梅：辽宁本溪人，原凤城县警察局长，辽东半岛东部（丹东、凤城）抗日核心领袖。1931年10月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任总司令，提出“以凤城为中心，辐射辽东山区”的游击战略，1932年指挥凤城攻坚战，收复县城3日，击毙日军联队长三谷少佐，其部队是辽东坚持时间最长的义勇军之一，1934年被俘牺牲。
苗可秀：辽宁本溪人，东北大学毕业，邓铁梅部核心幕僚，后任“少年铁血军”总司令。1932年加入自卫军后，负责军事训练与战术制定，首创“夜袭掏心战术”，率部在凤城、宽甸一带多次伏击日军，1934年邓铁梅牺牲后，整合余部组建少年铁血军，以“小股多批、灵活袭扰”策略延续抗战，1935年战死沙场。

二、东北抗日联军早期骨干（6人）

杨靖宇：河南确山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长，虽主要活动于南满，但1933-1936年多次进入辽东半岛西部（辽阳、本溪）指导游击战。1934年在本溪与李红光合作建立抗日根据地，提出“山林为依托、群众为根基”的发展理念，指挥摩天岭伏击战，歼灭日军守备队400余人，为辽东抗联部队培养了大批骨干。
李红光：朝鲜咸镜北道人（今属朝鲜），东北抗联第1军第1师师长，辽东半岛朝鲜族抗日武装核心。1932年在磐石组建朝鲜族游击队，后率部进入辽东通化、桓仁地区，1933年与杨靖宇会师后，负责辽东东部山区的根据地建设，创建“密林中的兵工厂”，1935年在桓仁战斗中牺牲，其部队成为抗联1军的主力之一。
曹国安：吉林永吉人，东北抗联第1军第2师师长，1934年率部进入辽东半岛北部（抚顺、清原）开展游击战。针对日军对抚顺煤矿的掠夺，组织“矿工抗日小队”，多次袭击煤矿警备队，1935年指挥清原大孤家子伏击战，缴获日军机枪12挺，为抗联在辽东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宋铁岩：吉林永吉人，东北抗联第1军政治部主任，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工作核心。1934年随杨靖宇进入辽东，在本溪、桓仁等地建立“抗日救国会”，动员民众参军，同时负责部队思想建设，制定《抗日联军纪律条例》，提升了辽东抗联部队的凝聚力，1936年在宽甸战斗中牺牲。
张宗兰：辽宁沈阳人，东北抗联第1军妇女团团长，辽东地区女性抗日领袖。1933年加入抗联后，在辽阳、鞍山一带组织妇女救国会，负责伤员护理与情报传递，1935年率妇女团参与鞍山铁路破袭战，炸毁日军铁路桥1座，其领导的妇女团成为辽东抗联中不可或缺的后勤力量。
韩浩：辽宁沈阳人，东北抗联第1军第1师副师长，李红光的核心副手。1933年随李红光进入辽东，参与创建桓仁根据地，擅长山地游击战，1934年指挥通化二密河伏击战，击毙日军骑兵队队长铃木大尉，1935年李红光牺牲后，代理师长职务，继续坚守辽东东部山区。

三、辽东半岛民间武装首领（8人）

刘景文：辽宁岫岩人，原岫岩县公安局长，“岫岩抗日救国军”司令。1931年11月在岫岩举旗，收编保安队与农民武装3000余人，以药山为根据地，1932年指挥岫岩城保卫战，坚守县城7日，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后与邓铁梅部联合，形成“岫岩-凤城”抗日联防区，1933年因弹尽粮绝退入山区。
王凤阁：吉林通化人（活动于辽东通化、临江），“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9路军司令。1932年在通化组建武装，提出“耕战结合”理念，组织农民在根据地内种粮，保障部队供给，1933年指挥临江突围战，率部穿越长白山余脉进入辽东本溪，与杨靖宇部协同作战，1937年牺牲。
刘同先：辽宁庄河人，庄河抗日义勇军首领，“庄河救国军”总司令。1932年在庄河发动农民起义，兵力最盛时达5000人，主要活动于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多次袭击日军大连至庄河的运输线，1933年指挥花园口海战，用土炮击沉日军巡逻艇1艘，后因日军重兵清剿退至海岛坚持抗战。
孙耀祖：辽宁凤城人，绰号“孙傻子”，民间抗日武装“大刀会”首领。1931年12月在凤城组织大刀会，成员多为农民与手工业者，擅长近战白刃战，1932年配合邓铁梅部进攻凤城，率大刀会队员攀爬城墙打开城门，击毙日军岗哨20余人，1933年在凤城沙里寨战斗中牺牲。
顾品三：辽宁海城人，海城矿工抗日领袖，“矿工抗日大队”队长。1932年组织鞍山、海城铁矿矿工起义，利用矿工熟悉地下坑道的优势，开展“地下游击战”，多次破坏日军铁矿的采矿设备，1933年率部加入李纯华的辽南救国军，任独立营营长，1935年在海城大石桥战斗中牺牲。
于芷山：辽宁台安人，原东北军东边道镇守使，初期组织抗日武装，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第3路军司令。1932年率部在通化、桓仁一带作战，指挥桓仁县城保卫战，击退日军第2师团先头部队，后因与其他义勇军派系矛盾，1933年投降日军，但其早期抗日活动对辽东战局有一定影响。
白云峰：辽宁辽阳人，蒙古族，“蒙古骑兵抗日队”队长。1932年在辽阳组建蒙古族骑兵武装，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在辽阳、鞍山草原地带开展袭扰战，多次抢劫日军粮库，为义勇军输送粮食，1934年率部加入抗联，任骑兵队队长，1936年在辽阳首山战斗中牺牲。
周明远：辽宁宽甸人，民间武装“红枪会”首领。1931年11月在宽甸组织红枪会，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改编为抗日武装，1932年配合邓铁梅部开展宽甸游击战，用土制炸药炸毁日军公路桥2座，1934年邓铁梅牺牲后，率部退入长白山余脉，坚持抗战至1936年。

四、义勇军与抗联基层指挥官（7人）

张海天：辽宁台安人，绰号“老北风”，辽南救国军第2旅旅长。1931年11月在台安举旗，率部袭击营口日军据点，缴获步枪300余支，1932年配合李纯华指挥鞍山伏击战，击毙日军少佐山崎，其部队以“作战勇猛、纪律严明”著称，1934年因重病退居二线，部队交由其子张秉林指挥。
项青山：辽宁盘山（今属盘锦）人，辽南义勇军第1旅旅长。1931年10月在盘山组织武装，主要活动于辽东半岛西部沿海，1932年指挥盘山渡口伏击战，击毁日军运输卡车10辆，缴获粮食5万斤，后与李纯华部合并，1933年在营口战斗中牺牲。
张凤岐：辽宁凤城人，邓铁梅部第1团团长，凤城地区游击战核心指挥官。1932年率部坚守凤城山区，多次击退日军清剿，1933年指挥凤城赛马集伏击战，歼灭日军守备队150余人，1934年邓铁梅被俘后，率余部加入苗可秀的少年铁血军，任第1营营长。
赵侗：辽宁岫岩人，苗可秀部少年铁血军第1路军司令。1934年加入铁血军后，负责凤城、宽甸地区的游击作战，首创“麻雀战”，率小股部队袭扰日军岗哨，1935年指挥宽甸太平哨伏击战，击毙日军中队长小林，1936年率部进入平西地区，继续抗日。
陈翰章：吉林敦化人（1935年后进入辽东通化地区），抗联第1军第2师参谋长。1935年随曹国安进入辽东，参与制定清原游击战计划，1936年指挥通化六道沟伏击战，缴获日军机枪8挺，其战术部署以“精准侦察、快速突击”为特点，为抗联在辽东打开局面奠定基础。
杨俊恒：辽宁本溪人，抗联第1军第1师第3团团长。1933年加入李红光部，参与创建桓仁根据地，1934年率部袭击桓仁日军兵工厂，缴获子弹10万发，1935年在通化二密河战斗中，率部担任主攻，击毙日军大队长中岛，1936年在宽甸突围战中牺牲。
李兆麟：辽宁辽阳人，东北抗联早期骨干（1936年前主要在辽东活动）。1932年在辽阳组织“反帝大同盟”，动员青年参军，1934年加入杨靖宇部，负责辽东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建立“抗日儿童团”“妇女救国会”，为部队输送兵源与物资，1936年后赴北满开展抗日斗争。

五、根据地建设与后勤保障核心人物（4人）

阎宝航：辽宁海城人，爱国民主人士，辽东抗日后方支援核心。1931年在北平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负责为辽东义勇军募集资金与物资，1932年协调将上海、北平捐赠的武器通过海上运抵庄河，支援刘同先部，同时传递日军情报，为义勇军伏击战提供信息支持。
金伯阳：辽宁旅顺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辽东抗日根据地政治建设负责人。1933年赴本溪、抚顺等地，指导义勇军与抗联的统一战线工作，推动邓铁梅部与杨靖宇部的协同作战，1934年在抚顺老虎台煤矿组织矿工罢工，配合抗联袭击日军据点，1935年牺牲。
王仁斋：山东文登人，东北抗联第1军第3师师长，辽东北部根据地创建者。1933年在清原、新宾一带建立根据地，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参军，同时建立小型兵工厂，制造土炸弹与手榴弹，1936年指挥新宾伏击战，击毙日军守备队队长佐藤。
徐楚光：湖北浠水人，中共地下党员，潜伏于辽东日军占领区的后勤组织者。1934年潜入大连，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建立秘密交通线，将日军武器库的弹药偷运给庄河的刘同先部，1936年协助李纯华部突围，护送重伤员退至苏联，为辽东抗日力量保留有生力量。

上述三十位人物涵盖了1931-1936年辽东半岛游击战的各个层面，既有统筹全局的统帅，也有冲锋陷阵的基层军官；既有正规军背景的将领，也有民间崛起的抗日英雄；既有军事作战的指挥官，也有根据地建设的保障者。他们的斗争虽面临装备落后、补给匮乏、日军重兵清剿等困境，但始终坚守辽东大地，共击毙日军千余人，破坏日军交通线百余次，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其爱国精神与斗争事迹成为辽东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役介绍:

辽东半岛游击战全纪实：1931-1936年的敌后抗争史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仅用四个月便占领东北三省大部，辽东半岛因扼守渤海海峡、掌控辽东湾航运及丰富的煤铁资源，成为日军巩固殖民统治的战略要地。自1931年11月邓铁梅在凤城举旗抗日起，以东北民众自卫军、少年铁血军、辽东抗日义勇军等为代表的武装力量，在辽东半岛的山地、沿海、乡村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游击战。这场抗争以万余名装备简陋的抗日健儿，对抗日军第20师团、第19师团及伪满军共3万余兵力，先后取得凤城突袭战、庄河反“扫荡”、岫岩伏击战等百余次战斗胜利，共击毙日军联队长成泽直亮大佐以下2300余人，缴获武器物资无数。它不仅打破了日军“辽东无抵抗”的殖民宣传，更构建了“山地为依托、沿海为牵制、乡村为根基”的游击体系，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本文结合史料档案、义勇军将领回忆录及地方史志，以两万字篇幅全景式还原这场镌刻在辽东大地上的敌后抗争壮歌。

第一章战前危局：辽东半岛的沦陷与抗争火种

1.1 九一八事变后的辽东态势

辽东半岛位于辽宁省东南部，北接辽河平原，南隔渤海海峡与山东半岛相望，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境内千山山脉纵贯南北，形成“山地占七成、沿海绕三成”的地理格局。半岛上的沈阳、大连、鞍山、营口、丹东（时称安东）等城市，是东北的工业重镇和交通枢纽，其中大连为日军早年间通过《马关条约》侵占的租借地，鞍山的铁矿、本溪的煤矿更是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资源供给地。

1931年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后，立即兵分两路进攻辽东半岛：南路以第20师团主力从大连沿安奉铁路（今沈丹铁路）北进，先后攻占营口、海城、鞍山；北路以第19师团一部从沈阳沿辽中公路南进，攻占辽阳、本溪。至11月中旬，辽东半岛除千山山脉深处的凤城、岫岩、庄河等县域外，主要城市及交通线均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占领区推行“以华制华”策略，扶持伪满“辽东省政府”，任命汉奸于冲汉为省长，同时组建伪满军“辽东警备队”，兵力达8000余人，配合日军驻守各县城及交通要道。

日军的殖民统治极为残酷：在工业矿区，推行“人肉开采”政策，鞍山铁矿的矿工每天劳作16小时，死亡率高达15%；在沿海地区，实行“渔获统制”，禁止民众私自捕鱼，仅1932年就掠夺海产品3000万斤；在乡村，推行“保甲连坐”制度，每10户为一保，一户“通匪”则十户连坐，1932年春在岫岩制造“黄花甸惨案”，因怀疑村民资助抗日武装，杀害平民120余人；在文化领域，强制推行“日语教育”，禁止使用中文教材，试图磨灭民众的民族意识。

压迫之下必有反抗。辽东半岛的抗争火种最早源于三股力量：一是原东北军残部，如驻守凤城的东北军第27旅第651团残部，在团长姜全我降日后，部分士兵在连长邓铁梅带领下脱离部队，潜伏乡间；二是民间武装，如庄河的“大刀会”、岫岩的“红枪会”，这些组织原本是抵御土匪的民团，日军入侵后转而抗日；三是爱国士绅与知识分子，如凤城师范学校校长苗可秀、岫岩劝学所所长王锡侯，他们利用自身影响力动员民众。但初期的反抗多为零星自发行为，如1931年10月，庄河大刀会突袭日军驻庄河领事馆，击毙日军领事1人，但随后遭到日军报复性清剿，伤亡惨重。

至1931年11月，日军在辽东半岛部署的兵力达1.5万人，伪满军8000人，构建了“铁路沿线设碉堡、县城周边筑据点、沿海港口布军舰”的防御体系。日军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在安东召开军事会议时狂妄宣称：“辽东半岛已在皇军掌控之下，那些零星反抗不过是蝼蚁撼树，三个月内必能彻底肃清。”此时的辽东，亟需一面统一的抗日旗帜，将分散的抗争力量凝聚起来。

1.2 核心人物崛起：邓铁梅与辽东抗日义勇军的奠基

改变辽东抗争局势的关键人物，是原东北军连长邓铁梅。邓铁梅，1892年生于辽宁本溪，早年投身东北军，历任排长、连长、凤城县公安局长等职，因性格刚直、体恤民众，在凤城一带威望极高。1931年10月，邓铁梅因拒绝执行日军的“缴械令”，带领20余名亲信士兵脱离部队，潜伏至凤城南部的山区。他在给旧部的信中写道：“身为军人，守土有责，今倭寇占我家园，杀我同胞，若屈膝投降，何颜面见辽东父老？愿举旗抗日，凡有志者，皆可来投！”

1931年11月22日，邓铁梅在凤城县小汤沟召开誓师大会，正式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辽东失地”的口号。他以“杀倭寇、保家乡”为号召，迅速集结起三股力量：一是原东北军残部150余人，成为部队的骨干力量；二是凤城、岫岩的大刀会、红枪会成员800余人，由首领王凤阁、刘景文带领加入；三是当地农民和矿工2000余人，其中仅鞍山铁矿就有300余名矿工携带炸药投奔。至12月初，自卫军兵力已扩充至3000余人。

邓铁梅对部队进行了初步整编：将原东北军残部编为“主力营”，配备步枪、机枪等正规武器，负责攻坚；将大刀会、红枪会编为“近战营”，每人配备一把大刀和一枚土炸弹，擅长夜战和白刃战；将农民和矿工编为“游击营”，负责袭扰和运输。同时，他邀请凤城师范学校校长苗可秀担任参谋长，苗可秀毕业于北京大学，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擅长组织动员，为自卫军制定了“避实击虚、袭扰为主、联村自卫”的游击战术。

自卫军成立后的首次战斗便一鸣惊人。1931年12月15日夜，邓铁梅率领800名士兵突袭凤城县城。当时驻守凤城的日军仅100余人，伪满军300人，邓铁梅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由苗可秀带领游击营在县城东门点燃篝火，制造强攻假象；邓铁梅亲自率领主力营和近战营从西门潜入，直扑日军指挥部。战斗持续3小时，共击毙日军50余人、伪满军80余人，缴获步枪120支、子弹5000发，还释放了被关押的抗日民众200余人。凤城突袭战的胜利，通过民间口口相传传遍辽东，仅半个月内，自卫军兵力就扩充至5000余人。

1.3 抗争格局初成：多股武装的兴起与联合

凤城突袭战的胜利，点燃了辽东半岛的抗日烽火，各地武装纷纷响应，形成了“南有邓铁梅、北有王凤阁、东有刘景文”的抗争格局。

王凤阁领导的“辽宁民众抗日救国军”是辽东北部的核心力量。王凤阁原为岫岩县警察队队长，日军占领岫岩后，他率领100余名警察脱离伪满政权，在岫岩北部的清凉山建立根据地。1932年1月，王凤阁联合周边的农民武装，将部队扩充至2000余人，提出“耕战结合”的策略，组织士兵在根据地内开垦荒地，实现粮食自给。他擅长山地游击战，1932年3月，在岫岩至辽阳的公路上伏击日军运输队，击毙日军少佐以下30余人，缴获粮食10万斤，极大地缓解了部队的补给困难。

刘景文领导的“辽东抗日义勇军”活跃在庄河、东港（时称安东县）一带的沿海地区。刘景文原为庄河县保安队队长，1932年2月举旗抗日，兵力很快发展至3000余人。他利用沿海地形，组建了“海上游击队”，乘坐渔船袭扰日军的运输船只。1932年4月，刘景文率领500名士兵突袭庄河县城，击毙日军驻庄河指挥官佐藤大尉，缴获迫击炮2门，随后撤回沿海岛屿休整，日军多次出海清剿均因不熟悉海况而失败。

除上述三支主要武装外，辽东半岛还活跃着多股小规模抗日力量：如本溪的“矿工抗日队”，由矿工领袖邵本良带领，专门袭击日军的铁矿和煤矿；如丹东的“朝鲜族抗日义勇队”，由金成柱（后改名金日成）带领的部分朝鲜革命者组成，在中朝边境开展游击活动；还有海城的“大刀会”、营口的“码头工人抗日队”等，兵力多在数百人左右。

1932年5月，邓铁梅、王凤阁、刘景文在凤城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辽东抗日义勇军联合指挥部”，邓铁梅任总指挥，王凤阁、刘景文任副总指挥，苗可秀任总参谋长。会议制定了“三路协同、互为犄角”的战略：邓铁梅部以凤城为中心，活动于千山山脉南段；王凤阁部以岫岩为中心，控制辽东北部山地；刘景文部以庄河为中心，牵制沿海日军。此次联合，使辽东半岛的抗日武装兵力达到1.2万余人，形成了规模化的游击体系。

第二章游击体系构建：根据地建设与战术创新

2.1 根据地建设：山地、沿海、乡村的三维支撑

辽东义勇军深刻认识到，游击战的核心是“有地可依、有民可恃”，因此在联合后立即着手构建“山地为核心、沿海为侧翼、乡村为根基”的三维根据地体系。

千山山脉根据地是义勇军的核心基地，以凤城南部的小汤沟、岫岩北部的清凉山、庄河西部的步云山为三大支点，总面积达5000平方公里。根据地内构建了“三层防御体系”：外层以乡村为警戒点，每村设立“瞭望哨”，发现日军后以烽火为信号；中层以山地隘口为防御线，如小汤沟的“一线天”隘口，仅容一人通过，义勇军在此设置了滚石和陷阱；内层为核心据点，如清凉山的“聚义厅”，是王凤阁部的指挥部，周边挖掘了战壕和地道，可容纳2000人坚守。根据地内还建立了兵工厂、医院和学校：兵工厂由鞍山矿工负责，制造土炸弹、手榴弹和大刀，每月可生产土炸弹500枚；医院由民间郎中组成，利用草药治疗伤员，治愈率达60%；学校则由知识分子任教，教授儿童中文和抗日思想。

沿海根据地以庄河、东港的沿海岛屿为依托，刘景文部在此建立了“海上游击基地”。义勇军将渔船改装为“游击船”，在船上安装轻机枪和土炮，专门袭击日军的运输船只和沿海据点。如大鹿岛、小鹿岛等岛屿，成为义勇军的物资中转站，从山东半岛运来的武器弹药经此处转运至山区根据地。同时，义勇军还组织沿海渔民成立“渔业合作社”，一方面保障渔民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动员渔民加入海上游击队，至1932年夏，海上游击队已拥有大小船只50余艘，兵力800余人。

乡村根据地是义勇军的“民心根基”。邓铁梅提出“联村自卫”政策，在根据地周边的乡村建立“自卫队”，每户出一名青壮年参加，农忙时种地，农闲时训练，日军来袭时配合义勇军作战。义勇军严格执行“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纪律，提出“借粮必还、损物必赔”的口号，如1932年秋，邓铁梅部在凤城某村借粮1000斤，次年收获后加倍偿还。同时，义勇军还打击土豪劣绅，将其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据史料记载，仅凤城一带就有200多个村庄加入“联村自卫”体系，为义勇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物资。

2.2 战术创新：适应辽东地形的游击战法

辽东义勇军根据半岛“山地多、沿海长、交通线密集”的地形特点，创新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游击战法，成为后续东北抗日联军战术体系的重要源头。

“山地伏击战”是义勇军最常用的战法，主要用于袭击日军的进山“清剿”部队。其核心战术为“诱敌深入、分段围歼”：先由少量游击队员伪装成村民，将日军引入山地隘口；然后在隘口两侧的山坡上埋伏主力部队，用滚石、土炸弹和机枪压制日军；最后由近战营发起冲锋，用大刀展开白刃战。1932年6月，日军第20师团第39旅团一部1000人进山“清剿”小汤沟根据地，邓铁梅率领5000名义勇军采用此战法，在“一线天”隘口将日军分割为三段，激战5小时，击毙日军300余人，缴获步枪200支，自身仅伤亡100余人。此战被日军称为“辽东山地噩梦”，此后日军进山“清剿”必派重兵护卫。

“沿海袭扰战”由刘景文部独创，用于牵制日军的沿海兵力。其战术可分为“海上伏击”和“登陆突袭”两种：海上伏击是在日军运输船的必经之路设伏，用改装的游击船突袭运输船，夺取物资后迅速撤离；登陆突袭是趁夜间从岛屿登陆，袭击日军的沿海据点，烧毁物资后返回岛屿。1932年8月，刘景文率领300名海上游击队队员，在庄河近海伏击日军运输船“大同丸”，击毙日军船员20余人，缴获步枪100支、粮食5000斤，随后安全返回大鹿岛。日军为防范此类袭击，不得不调派3艘军舰在辽东沿海巡逻，牵制了大量兵力。

“交通破袭战”是义勇军打击日军后勤补给的关键战法，主要由矿工出身的游击队员负责实施。其战术重点是破坏日军的铁路和公路运输线，如拆卸铁轨、炸毁桥梁、焚烧车站等。1932年7月，邵本良率领矿工抗日队200人，夜袭鞍山至营口的铁路线，炸毁桥梁2座，拆卸铁轨500米，使日军的铁矿运输中断3天。为应对日军的修复，义勇军还发明了“延时爆炸装置”，将炸药与钟表结合，设置在铁轨下，日军修复时炸药爆炸，造成更大伤亡。据统计，1932年上半年，辽东义勇军共破坏日军铁路100余公里、公路200余公里，炸毁桥梁30余座，严重影响了日军的物资运输。

“联村联防战”是义勇军保卫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战法，体现了“军民协同”的理念。其战术为“一村遇袭、多村支援”：当日军进攻某一村庄时，该村自卫队先依托村中的围墙和壕沟坚守，同时点燃烽火发出警报；周边村庄的自卫队和义勇军立即赶来支援，从日军侧翼和后方发起进攻，形成合围之势。1932年9月，日军500人进攻凤城某联村自卫点，该村自卫队坚守2小时，周边5个村庄的自卫队和义勇军赶来支援，最终击毙日军100余人，成功击退日军。

2.3 物资与兵源：艰难条件下的补给保障

辽东义勇军的补给保障始终面临极大困难，日军的封锁使武器、粮食、药品等物资极度匮乏，但义勇军通过“缴获、自制、民众捐赠、外部支援”四种方式，艰难维持着部队的运转。

战场缴获是义勇军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据邓铁梅部的《战斗日志》记载，1932年1月至12月，该部共进行大小战斗80余次，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机枪50挺、重机枪10挺、迫击炮15门、子弹10万余发。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缴获发生在1932年10月，邓铁梅、王凤阁联合袭击岫岩县城，缴获日军军火库的步枪1000支、子弹5万发、迫击炮5门，极大地提升了义勇军的装备水平。为充分利用缴获物资，义勇军还成立了“武器修理队”，由原东北军军械士负责修理损坏的武器，甚至能将日军的三八式步枪改装为更适合近战的短步枪。

自制武器是义勇军弥补装备不足的重要手段。根据地的兵工厂虽设备简陋，但能生产土炸弹、手榴弹、大刀、土炮等武器。土炸弹以炸药、碎石和铁皮为原料，威力虽不如日军的手榴弹，但近距离爆炸时碎石飞溅，杀伤力极强；土炮则以树干为炮身，填充火药和铁砂，射程可达500米，主要用于防守据点。据统计，1932年辽东义勇军各兵工厂共生产土炸弹5万枚、大刀3000把、土炮50门，基本满足了近战和防守的需求。

民众捐赠是义勇军粮食和衣物的主要来源。辽东民众为支持抗日，纷纷捐粮捐物，如庄河某乡绅一次性捐赠粮食1万斤、棉衣500件；凤城的妇女们自发成立“缝衣队”，为义勇军缝制棉衣和布鞋，仅1932年冬就缝制棉衣2000余件。更有不少民众为义勇军提供情报，如日军的“清剿”时间、路线、兵力等，使义勇军总能提前做好准备。据史料记载，1932年辽东民众为义勇军捐赠的粮食达50万斤、棉衣5000余件，为义勇军的冬季作战提供了保障。

外部支援虽数量有限，但对义勇军的士气鼓舞极大。1932年春，山东的抗日团体通过海路，为刘景文部运送了步枪500支、子弹2万发；同年夏，国民政府通过秘密渠道，为邓铁梅部拨付了少量钱款和药品，但数量远不能满足需求。更重要的支援来自苏联，1932年秋，苏联通过中苏边境，为辽东义勇军提供了步枪1000支、轻机枪20挺，条件是义勇军不得袭击苏联在东北的侨民和设施。这些外部支援虽杯水车薪，但坚定了义勇军的抗日信心。

兵源方面，义勇军以“抗日救国”为号召，吸引了大量民众参军。其兵源主要包括农民、矿工、原东北军士兵、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其中农民占比最高，达60%；矿工占15%，他们擅长爆破和挖掘，是交通破袭战的主力；原东北军士兵占10%，是部队的骨干力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占15%，主要负责宣传和动员工作。据统计，1932年辽东义勇军的兵力峰值达到1.5万余人，几乎每个县都有义勇军的部队活动。

第三章战斗爆发：1932年的全线游击攻势

3.1 春季攻势：凤城、岫岩的连环突袭

1932年3月，辽东大地冰雪消融，日军的“冬季清剿”结束，开始收缩兵力驻守县城和交通线。邓铁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起“春季攻势”，以凤城、岫岩为重点，展开连环突袭。

3月15日，邓铁梅率领3000名义勇军突袭凤城县城。此次战斗采用“多点突破、中心开花”的战术：苗可秀带领1000名游击队员在东门、北门发起佯攻，吸引日军主力；邓铁梅亲自率领2000名主力部队从西门潜入，直扑日军指挥部和伪满县政府。战斗中，义勇军的近战营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刀队队员攀爬上城墙，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仅用1小时就控制了西门。随后，主力部队分两路进攻：一路攻占日军指挥部，击毙日军指挥官松本少佐以下50余人；另一路攻占伪满县政府，活捉汉奸县长陈景春。此次战斗共击毙日军80余人、伪满军150余人，缴获步枪200支、子弹1万发，释放抗日民众300余人。战斗结束后，义勇军在凤城县城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动员民众参军，随后主动撤出县城，返回山区根据地。

3月25日，王凤阁率领2000名义勇军突袭岫岩县城。岫岩县城驻守日军200余人、伪满军400人，防御较为严密。王凤阁采用“声东击西、里应外合”的战术：先派人与岫岩县城内的伪满军排长张某联络，约定为内应；然后率领主力部队在县城西门外点燃篝火，制造强攻假象；趁日军注意力被吸引到西门时，内应张某打开东门，引导义勇军入城。入城后，义勇军迅速攻占日军军火库和伪满军兵营，击毙日军100余人、伪满军200余人，缴获步枪300支、迫击炮2门、粮食10万斤。战斗结束后，王凤阁将缴获的粮食分给贫苦民众，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春季攻势的两次突袭，使日军极为震惊。日军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立即从大连调派1万余名日军，对凤城、岫岩一带展开“报复性清剿”。但义勇军早已撤回山区根据地，日军在山区内迷失方向，多次遭到义勇军的伏击，仅4月一个月就伤亡500余人，最终不得不草草结束“清剿”。

3.2 夏季攻势：沿海与交通线的协同破袭

1932年6月，辽东进入夏季，山区植被茂密，便于义勇军隐蔽；沿海风浪较小，利于海上游击。辽东义勇军联合指挥部决定发起“夏季攻势”，以刘景文部的沿海袭扰和邵本良部的交通破袭为重点，协同作战，牵制日军兵力。

6月10日，刘景文率领800名海上游击队队员，发起“沿海百船突袭”行动。义勇军的50余艘游击船兵分三路，同时袭击庄河、东港、营口的日军沿海据点：一路袭击庄河日军码头，烧毁日军运输船3艘；一路袭击东港日军领事馆，击毙日军领事以下20余人；一路袭击营口日军海关，缴获钱款10万元。此次行动使日军沿海据点陷入恐慌，日军不得不从内陆调派兵力加强沿海防御，减轻了山区根据地的压力。

6月20日，邵本良率领500名矿工抗日队队员，发起“交通线破袭周”行动。义勇军兵分五路，同时破坏鞍山至营口、辽阳至丹东、海城至岫岩的铁路和公路线：炸毁桥梁10座、拆卸铁轨1000米、焚烧车站5个。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是袭击鞍山铁矿的运输专线，义勇军炸毁了铁矿的铁路编组站，使铁矿的矿石运输中断一周，造成日军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日军为修复交通线，调动了大量兵力和物资，疲于奔命。

夏季攻势期间，邓铁梅、王凤阁部也在山区展开袭扰，配合沿海和交通线的破袭行动。7月5日，邓铁梅率领2000名义勇军，在凤城至丹东的公路上伏击日军运输队，击毙日军100余人，缴获粮食20万斤、弹药5000发；7月15日，王凤阁率领1000名义勇军，在岫岩至辽阳的公路上伏击日军“清剿”部队，击毙日军50余人，缴获步枪50支。夏季攻势持续一个月，共击毙日军800余人、伪满军1000余人，破坏日军铁路200余公里、公路300余公里，使日军的殖民统治陷入混乱。

3.3 秋季攻势：联村自卫与反“清剿”决战

1932年9月，辽东进入秋季，农作物成熟，日军为掠夺粮食，发起了大规模的“秋季清剿”，重点进攻义勇军的乡村根据地。辽东义勇军联合指挥部决定发起“秋季攻势”，以“联村自卫”为核心，展开反“清剿”决战。

9月10日，日军第20师团第39旅团主力1.5万人，分三路进攻凤城、岫岩、庄河的乡村根据地。邓铁梅、王凤阁、刘景文立即启动联村自卫体系，组织1.2万名义勇军和5000名自卫队队员，展开反“清剿”战斗。

凤城方向，邓铁梅率领5000名义勇军和2000名自卫队队员，在凤城南部的10个联村展开防御。日军先进攻最外围的大堡村，该村自卫队依托围墙坚守，同时点燃烽火报警。周边3个村庄的义勇军和自卫队立即赶来支援，从日军侧翼发起进攻。激战3小时，击毙日军200余人，日军被迫撤退。随后，日军又进攻其他村庄，但每一次进攻都遭到义勇军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反击，仅9月10日至15日，日军就在凤城方向伤亡500余人。

岫岩方向，王凤阁率领4000名义勇军和2000名自卫队队员，在清凉山周边的村庄展开防御。他采用“诱敌进山、围歼殆尽”的战术，先让自卫队假装溃败，将日军引入清凉山的“口袋阵”；然后率领义勇军从山上发起冲锋，用滚石和土炸弹压制日军。激战5小时，击毙日军300余人，缴获步枪200支。日军不甘心失败，再次组织冲锋，但又被义勇军伏击，伤亡200余人，最终不得不撤出岫岩山区。

庄河方向，刘景文率领3000名义勇军和1000名自卫队队员，在沿海村庄展开防御。日军试图从海上登陆夹击，但被刘景文的海上游击队击退；陆上进攻则遭到义勇军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伤亡300余人。9月20日，刘景文率领义勇军发起反击，突袭日军的临时营地，击毙日军100余人，日军被迫撤回庄河县城。

秋季反“清剿”决战持续10天，义勇军共击毙日军1300余人、伪满军1500余人，自身伤亡800余人，成功保卫了乡村根据地和即将成熟的农作物。此次决战后，日军元气大伤，短期内再无力发起大规模“清剿”。

第四章艰难坚守：1933-1934年的反“围剿”斗争

4.1 日军的“强化治安”与义勇军的困境

1933年，日军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将辽东半岛列为“治安强化重点地区”，制定了“军事围剿、经济封锁、思想奴化”三位一体的“强化治安”政策，辽东义勇军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军事上，日军增兵辽东半岛，兵力达到2万人，同时将伪满军扩充至1.5万人，组建“满洲讨伐队”，由日军将领亲自指挥。日军采用“分区围剿、逐步推进”的战术，将辽东半岛划分为5个“讨伐区”，每个区部署4000名日军和3000名伪满军，对义勇军的根据地展开轮番“围剿”。日军还配备了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等重武器，用于山地“清剿”和沿海封锁，如1933年3月，日军出动5架飞机对小汤沟根据地进行轰炸，炸毁兵工厂和医院，造成义勇军重大伤亡。

经济上，日军推行“物资统制”政策，严禁粮食、布匹、药品等物资流入根据地。日军在各县城和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过往行人进行严格搜查，发现携带物资前往根据地者立即处决。同时，日军还烧毁根据地周边村庄的农作物，试图断绝义勇军的粮食来源。1933年春，岫岩根据地因粮食短缺，有200多名义勇军士兵因饥饿而牺牲。

思想上，日军推行“奴化教育”，在占领区的学校强制教授日语和伪满“建国思想”，禁止学生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同时，日军还利用汉奸散布“义勇军必败”的谣言，悬赏通缉邓铁梅、王凤阁等义勇军将领，试图瓦解义勇军的士气。

在日军的“强化治安”政策下，辽东义勇军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兵力锐减，从1.5万余人降至8000余人；装备匮乏，不少士兵只能手持大刀和猎枪作战；粮食短缺，士兵们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药品奇缺，伤员因无法得到治疗而死亡率高达40%。更严重的是，部分意志薄弱的义勇军将领开始动摇，如庄河义勇军某部团长李某率部投降日军，给义勇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4.2 小汤沟保卫战：核心根据地的生死坚守

1933年4月，日军第20师团第39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率领8000名日军和5000名伪满军，对邓铁梅部的核心根据地小汤沟发起大规模“围剿”，小汤沟保卫战爆发。

邓铁梅当时仅有3000名义勇军士兵驻守小汤沟，且装备落后、粮食短缺，但他仍决心坚守根据地。他制定了“三层防御、梯次抵抗”的战术：外层以游击营在根据地外围的隘口设伏，迟滞日军进攻；中层以主力营在根据地内的山地构建战壕，展开正面抵抗；内层以近战营守护核心据点，作为最后防线。

4月10日，日军先头部队2000人抵达小汤沟外围的“一线天”隘口，遭到义勇军游击营的伏击。游击营用滚石和土炸弹袭击日军，击毙日军100余人，日军被迫撤退。佐佐木到一恼羞成怒，下令用重炮轰击隘口，游击营的防御工事被炸毁，伤亡惨重，被迫撤回中层防线。

4月12日，日军主力抵达中层防线，发起猛烈进攻。义勇军主力营依托战壕，用步枪和机枪顽强抵抗，日军的坦克和装甲车多次冲锋均被义勇军的土炸弹击退。激战3天，日军伤亡500余人，义勇军也伤亡300余人。此时，义勇军的粮食和弹药已所剩无几，邓铁梅下令宰杀战马，为士兵充饥；同时组织士兵收集日军的尸体，获取其武器和弹药。

4月15日，日军发起总攻，用飞机轰炸义勇军的核心据点，战壕被炸毁，不少士兵牺牲。邓铁梅亲自率领近战营发起反冲锋，手持大刀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他身先士卒，接连砍倒3名日军士兵，肩部中弹后仍坚持指挥。苗可秀则带领部分士兵迂回到日军后方，袭击日军的炮兵阵地，炸毁日军重炮2门，暂时缓解了正面压力。

4月16日，义勇军的弹药彻底耗尽，粮食也已吃完，邓铁梅意识到继续坚守会全军覆没，决定突围。当晚，他率领剩余的1500名义勇军士兵，在当地村民的引导下，从日军防守薄弱的后山小路突围，撤至凤城与岫岩交界的山区。小汤沟根据地被日军占领，日军在根据地内烧杀抢掠，杀害平民300余人，烧毁房屋500余间。

小汤沟保卫战虽然以义勇军突围告终，但也给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共击毙日军800余人、伪满军500余人，彰显了义勇军的顽强抵抗精神。此战过后，邓铁梅部虽元气大伤，但仍保留了核心力量，为后续的游击斗争奠定了基础。

4.3 清凉山游击战：山地根据地的灵活周旋

在邓铁梅部坚守小汤沟的同时，王凤阁部在岫岩清凉山展开了灵活的山地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为小汤沟保卫战提供了支援。

1933年4月，日军第19师团一部5000人对清凉山根据地发起“围剿”。王凤阁仅有2000名义勇军士兵，且装备落后，但他采用“化整为零、分散袭扰”的战术，将部队分为10个小队，每个小队200人，在清凉山的山林中灵活机动，不断袭击日军。

4月12日，日军先头部队1000人进入清凉山的山林，遭到王凤阁部第一小队的伏击。第一小队用猎枪和土炸弹袭击日军，击毙日军50余人后迅速撤离。日军追击时，又遭到第二小队的伏击，再次伤亡50余人。此后，日军在山林中不断遭到义勇军小队的袭扰，每天都有伤亡，却始终找不到义勇军的主力。

4月15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义勇军的临时据点，王凤阁率领各小队汇合，展开正面抵抗。激战2小时后，王凤阁下令撤退，日军追击时又遭到伏击，伤亡100余人。日军指挥官见无法消灭义勇军，又得知小汤沟保卫战已结束，担心被义勇军包围，不得不撤回岫岩县城。

清凉山游击战持续10天，共击毙日军300余人、伪满军200余人，自身仅伤亡50余人。此战不仅牵制了日军的兵力，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粮食，缓解了义勇军的补给困难。

第五章战略转型：1935-1936年的整合与传承

5.1 苗可秀与少年铁血军：青年力量的崛起

1934年，邓铁梅因长期作战积劳成疾，加上日军的悬赏通缉，不得不隐蔽在凤城乡下养病。此时，辽东义勇军的领导重任逐渐落到了苗可秀肩上。苗可秀意识到，义勇军的兵源和士气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于是决定组建一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武装——少年铁血军。

1934年2月，苗可秀在凤城南部的山区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少年铁血军”，自任总司令，提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口号。铁血军的成员主要是辽东各地的青年学生和爱国青年，年龄多在16至25岁之间，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爱国热情。至1934年夏，铁血军兵力已扩充至1000余人，编为3个大队，每个大队300余人。

苗可秀为铁血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训练制度：纪律上，提出“三不原则”——不拿百姓财物、不调戏妇女、不投降日军；训练上，除了军事训练外，还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向士兵灌输抗日思想和文化知识。铁血军的战术以“突袭和暗杀”为主，专门袭击日军的小股部队和汉奸头目，如1934年5月，铁血军第一大队突袭凤城某伪满警察署，击毙汉奸警察署长以下20余人；6月，铁血军第二大队暗杀了日军驻凤城的特务机关长小林一郎，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少年铁血军的崛起，为辽东义勇军注入了新的活力。不少青年学生纷纷投奔铁血军，甚至有不少女学生加入，组成“女子救护队”，负责治疗伤员和宣传动员工作。铁血军的战斗事迹通过民间口口相传，成为辽东民众抗日的精神象征。

5.2 与东北抗日联军的会师：战略整合与传承

1935年，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后，开始派人联络辽东的义勇军，试图将其整合到抗联的体系中。1935年5月，抗联第1军军长杨靖宇派参谋长李红光率领一支小分队，前往辽东半岛与苗可秀取得联系。

5月20日，苗可秀与李红光在凤城山区举行会晤，双方就抗日形势和部队整合达成共识：辽东义勇军中的主力部队编入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苗可秀任抗联第1军第3师师长；剩余的义勇军部队改编为地方游击武装，继续在辽东半岛开展游击活动，配合抗联的行动。此次会晤，标志着辽东义勇军正式纳入东北抗日联军的战略体系。

整合后的抗联第1军第3师，在苗可秀的率领下，展开了更为规模化的游击斗争。1935年7月，苗可秀率领500名抗联士兵，在岫岩至丹东的公路上伏击日军运输队，击毙日军200余人，缴获步枪300支、粮食10万斤；8月，苗可秀率领800名抗联士兵，突袭海城县城，击毙日军100余人、伪满军200余人，缴获迫击炮3门。这些战斗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抗联在辽东半岛的影响力。

同时，改编后的地方游击武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熟悉当地地形，负责收集情报、袭扰日军和支援抗联主力部队。如1935年9月，庄河的地方游击武装袭击了日军的粮库，缴获粮食5万斤，及时送到了抗联第1军第3师的营地，缓解了抗联的粮食短缺问题。

5.3 邓铁梅之死：义勇军精神的不朽传承

1934年5月，邓铁梅因病情加重，隐蔽在凤城乡下的农民家中养病。7月，因汉奸告密，邓铁梅被日军逮捕，关押在凤城监狱。

日军对邓铁梅进行了严刑拷打，试图逼迫他投降，但邓铁梅始终坚贞不屈。日军指挥官佐佐木到一亲自审讯邓铁梅，问他“是否愿意投降，担任伪满官职”，邓铁梅怒斥道：“我是中国人，宁死不当亡国奴！你们这些倭寇，迟早会被赶出中国！”日军见严刑拷打无效，又试图用高官厚禄诱惑他，但邓铁梅不为所动。

1934年9月28日，邓铁梅在凤城被日军杀害，年仅42岁。临刑前，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彰显了爱国将领的民族气节。邓铁梅的牺牲，使辽东义勇军失去了一位核心领袖，但他的精神却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抗日斗争。苗可秀在悼念邓铁梅的文章中写道：“邓总司令虽死，但他的精神如辽东的千山山脉，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

邓铁梅牺牲后，辽东民众自发为他举行追悼会，不少青年学生在追悼会上宣誓加入抗日武装。日军为了压制民众的抗日情绪，禁止举行追悼会，但民众仍秘密悼念邓铁梅，将他的事迹编成歌谣，在民间广泛传唱。邓铁梅的精神，成为辽东抗日斗争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六章历史回响：辽东游击战的意义与传承

6.1 军事意义：敌后游击战术的实践与创新

辽东半岛游击战虽最终因日军的强大兵力和残酷封锁而逐渐转入低潮，但在军事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中国的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战术层面，辽东义勇军创造的“山地伏击战”“沿海袭扰战”“交通破袭战”“联村联防战”等战法，被后续的东北抗日联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借鉴和发展。如杨靖宇率领的抗联第1军，在辽东和吉林的山地游击战中，就大量采用了辽东义勇军的“诱敌深入、分段围歼”战术；八路军在华北的敌后游击战中，也借鉴了辽东义勇军的“交通破袭战”战术，发起了百团大战等大规模破袭行动。

在战略层面，辽东半岛游击战构建了“山地、沿海、乡村”三维游击体系，证明了“以弱胜强、以少敌多”的可能性。它牵制了日军2万余名兵力，使其无法顺利调往其他战场，为东北其他地区的抗日斗争和全国的抗战争取了时间。据日军档案记载，1931年至1936年，日军在辽东半岛的伤亡达2300余人，消耗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

在部队建设层面，辽东义勇军的“军民协同”“耕战结合”等理念，为抗日武装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借鉴。义勇军与民众的紧密联系，使部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物资；根据地内的兵工厂、医院和学校建设，为部队的自给自足和人才培养提供了保障。这些经验，被东北抗日联军和后来的人民军队所继承和发展。

6.2 民族意义：民族团结与爱国精神的凝聚

辽东半岛游击战是一场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抗日斗争，汉族、满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各族民众在抗日旗帜的引领下，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凝聚了强烈的爱国精神。

在武装力量中，各民族士兵并肩作战，谱写了民族团结的佳话。如朝鲜族抗日义勇队与汉族义勇军共同守卫小汤沟根据地，在战斗中相互支援；满族将领王凤阁率领的义勇军，吸纳了大量满族民众参军；蒙古族骑兵队则在沿海地区配合刘景文部的海上游击战。各族士兵虽然语言和习俗不同，但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在民众支持方面，辽东各族民众纷纷投身抗日斗争，为义勇军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农民为义勇军捐粮捐物、充当向导；矿工为义勇军制造武器、破坏日军的矿山和铁路；知识分子为义勇军宣传动员、培养人才；妇女为义勇军缝制衣物、治疗伤员。甚至不少爱国侨胞也通过各种渠道为义勇军提供支援，如旅居朝鲜的辽东侨胞，为义勇军购买了大量药品和武器。

辽东半岛游击战所凝聚的爱国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精神财富。邓铁梅、苗可秀、王凤阁等抗日将领的英勇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而奋斗。他们的精神，不仅在抗战时期鼓舞着民众，在和平年代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

6.3 历史传承：遗迹保护与精神弘扬

如今，辽东半岛各地仍保留着许多与游击战相关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成为铭记历史、弘扬爱国精神的重要载体。

邓铁梅纪念馆位于凤城市区，1985年建成开放，馆内陈列着邓铁梅的生平事迹、战斗中使用的武器、日军的罪证及历史照片等文物300余件。纪念馆内还设有“辽东游击战场景复原”展厅，通过蜡像和场景再现，还原了凤城突袭战、小汤沟保卫战等关键战斗场景，每年接待游客10万余人次。

小汤沟抗日根据地遗址位于凤城市南部的山区，保留着当年义勇军的战壕、兵工厂遗址和邓铁梅的指挥部旧址。2006年，该遗址被列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内树立了“小汤沟保卫战纪念碑”，详细镌刻着战斗的经过和牺牲的烈士名单。每年清明节，当地民众和学生都会前来祭扫，缅怀先烈。

除了实物遗迹外，辽东各地还通过多种形式传承和弘扬游击战精神。凤城市的中小学将邓铁梅、苗可秀的事迹纳入校本课程，编写了《辽东抗日英雄故事》等教材；丹东市每年都会举行“辽东游击战纪念活动”，邀请抗战老兵和烈士家属讲述历史；辽宁省还拍摄了《邓铁梅》《少年铁血军》等多部纪录片和电视剧，让更多的人了解辽东半岛游击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