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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会战（1939.03.17 - 1939.05.09）
战役发生时间:
1939-03-17
战役发生地点:
中国 华中地区
从属战役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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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挥官:

南昌会战（1939.03.17 - 1939.05.09）四十位重要人物及指挥官名录

南昌会战作为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华中战场的关键战役，中日双方均投入精锐兵力，参战人物涵盖战略决策层、前线指挥层及兵种协同核心。以下按中国军队、日军两大阵营分类，梳理四十位关键人物及其会战角色。

一、中国军队重要人物及指挥官（25人）

（一）战略指挥层（4人）

  • 薛岳：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实际总指挥），时年43岁。统筹会战全局，制定“纵深防御、侧翼牵制、敌后破袭”总体战术，指挥中国军队20万兵力展开防御与反击，是会战核心决策人。
  • 陈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名义总指挥），土木系首脑。虽未直接前线指挥，但负责战区资源调配与整体战略规划，协调第三战区增援赣东战场。
  • 罗卓英：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时年43岁。直接指挥赣北正面战场作战，部署修水防线防御，主导南昌城郊保卫战及后续反击战的一线指挥。
  • 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抽调第32集团军等兵力增援赣东，构建“第九战区为主、第三战区为辅”的联防格局，保障会战东线安全。

（二）正面防御集团（第19集团军）核心（8人）

  • 宋肯堂：第32军军长，时年41岁。率部防守修水河南岸核心段，指挥第139、141、142师展开顽强阻击，后率部参与南昌城郊巷战，是正面防线关键指挥官。
  • 刘多荃：第49军军长，时年42岁。东北军将领，率部防守修水河北岸永修段，在日军强渡时组织多次反击，虽防线被突破，但有效迟滞日军推进速度。
  • 李觉：第70军军长兼第19师师长，时年39岁。率部防守修水防线中段，在日军炮火与毒气攻击下坚守阵地，后参与南昌反击战中的高安作战。
  • 夏楚中：第79军军长，时年35岁。黄埔一期毕业，率部防守修水防线西段，在日军第106师团主攻下顽强抵抗，后参与武乡围歼战等反击行动。
  • 李兆瑛：第32军第139师师长。率部驻守南昌城郊蛟桥阵地，在日军逼近时组织层层阻击，为市区防御争取时间。
  • 唐永良：第32军第141师师长。率部参与修水防线阻击及南昌巷战，在中山路、胜利路等核心街区组织逐屋争夺，最后率残部突围。
  • 王铁汉：第49军第105师师长。率部防守永修至涂家埠段，在日军坦克集群冲击下组织反坦克作战，后率部参与东路反击战。
  • 段珩：第70军第107师师长。率部防守修水防线张公渡段，在日军突破后收拢残部参与西山阻击战，后因作战不力被调整职务。

（三）侧翼及机动集团核心（7人）

  • 俞济时：第74军军长，时年35岁。黄埔一期毕业，率“抗日铁军”第74军作为机动主力，在南昌反击战中主攻高安，指挥第51、57、58师收复高安县城，是反击战核心力量。
  • 王耀武：第74军第51师师长。率部参与高安攻坚战及南昌城西反击战，在生米镇阻击战中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重创日军第3师团。
  • 卢汉：第1集团军总司令，时年44岁。滇军头目，率右翼集团防守赣西高安、奉新一线，指挥滇军第58、60军依托山地展开游击牵制，有效减轻正面压力。
  • 孙渡：第58军军长，时年44岁。滇军骨干，率部防守鄱阳湖西岸吴城一线，指挥第108师与日军陆海军展开激战，迟滞日军左翼迂回步伐。
  • 安恩溥：第60军代军长，时年45岁。彝族将领，率滇军第182、183、184师参与赣西阻击战，在铜鼓战役中组织夜袭战术，牵制日军增援兵力。
  • 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总司令。率左翼集团防守浙赣边境，指挥第25、58军参与临川反击战，在谢埠镇与日军展开白刃战。
  • 王敬久：第25军军长。率部参与东路助攻，在临川攻坚战中突破日军防线，后因日军反扑被迫撤退，守住赣东防线。

（四）游击及特种部队核心（6人）

  • 杨遇春：庐山游击指挥官，时年30岁。黄埔三期毕业，率庐山游击队在日军后方展开破袭，破坏南浔铁路补给线，牵制日军兵力。
  • 樊崧甫：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时年45岁。率游击部队在鄂南咸宁至赣北修水一线活动，袭扰日军第6师团侧翼，配合正面防御。
  • 张冲：新编第3军军长，时年38岁。彝族将领，率滇军新编第12师在湘赣边开展游击战，多次袭击日军运输队，保障西路补给线安全。
  • 刘正富：第58军新编第10师师长。率部参与吴城保卫战，在湖汊地带组织水网防御，以迫击炮精准打击日军登陆艇，毙伤日军千余人。
  • 陈伟光：第102师305团团长。率部防守赣江大桥北岸，在日军坦克冲击下击毁敌战车2辆，后率部参与巷战，壮烈牺牲。
  • 张灵甫：第74军第51师第153团团长。率部参与高安攻坚战，攻破北门后在天主教堂与日军拉锯，为收复高安奠定基础，是一线战功突出的团级指挥官。

二、日军重要人物及指挥官（15人）

（一）战略指挥层（2人）

  • 畑俊六：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大将。统筹南昌会战全局，制定“仁号作战”计划，从华中、华北调集兵力，后增派第3师团增援，是日军战略决策核心。
  • 冈村宁次：日军第11军司令官，中将。直接指挥南昌作战，制定“分进合击、中心突破”战术，以第101、106师团为主攻，亲赴前线督战，是日军前线最高指挥官。

（二）地面部队核心指挥官（9人）

  • 斋藤弥平太：第101师团师团长，中将。率部担任正面主攻，从九江出发强渡修水，参与南昌城郊攻坚战及后续反击战，是日军攻城主力指挥官。
  • 松浦淳六郎：第106师团师团长，中将。率部从德安出发主攻修水西段，在万家岭地区与中国军队激战，后参与武乡围歼战，是日军西线核心力量。
  • 藤田进：第3师团师团长，中将。会战后期奉命增援，率部从武汉出发进攻南昌城西，在生米镇击退第74军，是日军反扑的核心力量。
  • 稻叶四郎：第6师团师团长，中将。率部从鄂南咸宁出发进攻赣西武宁，牵制中国军队右翼集团，配合正面主攻。
  • 藤堂高英：独立混成第14旅团旅团长，少将。率部负责南浔铁路补给线维护，在修水防线突破后增援前线，后在反击战中被中国军队重创。
  • 饭沼守：第101师团第101联队联队长，大佐。率部主攻永修方向，突破修水防线后直扑南昌城东，参与谢埠镇攻坚战。
  • 饭野贤十：第106师团第111联队联队长，大佐。率部主攻德安方向，在万家岭与中国军队拉锯，后参与武乡围歼战，被击毙于巷战中。
  • 佐藤正三郎：第101师团第103联队联队长，大佐。率部从吴城沿赣江南下，在青山渡口登陆，迂回南昌城南，是日军侧翼包围的关键力量。
  • 石井广吉：集成坦克团团长，大佐。指挥76辆中型坦克、59辆轻型坦克强渡修水，为步兵突破提供装甲掩护，是日军攻坚核心力量。

（三）海空协同核心（4人）

  • 五藤存知：日军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少将。率10艘炮舰、20艘运输船集结鄱阳湖口，掩护陆军登陆，以舰炮火力支援吴城攻坚战。
  • 菅原道大：日军陆军航空队第3飞行团团长，大佐。率战斗机12架、轰炸机18架支援地面作战，轰炸南昌城防及中国军队补给线，取得局部制空权。
  • 河村熏：独立混成第4旅团旅团长，少将。率部从大同出发进攻沁县，牵制中国军队北线兵力，配合南昌主战场。
  • 秦雅尚：独立混成第5旅团旅团长，少将。率部从安阳出发进攻林县，牵制中国军队东线兵力，保障日军主攻侧翼安全。
战役介绍:

南昌会战（1939.03.17 - 1939.05.09）全过程纪实——华中战场的战略拉锯与精神坚守

1939年3月至5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节点，华中腹地的南昌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核心要地。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华中派遣军为巩固长江中下游占领区、切断浙赣铁路交通线、削弱中国军队第九战区主力，调集第101师团、第106师团等精锐兵力共12万人，发起代号“仁号作战”的南昌攻势；中国军队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共集结19个师约20万兵力，依托赣江、修水流域构筑防御体系，展开历时54天的南昌会战。此战共毙伤日伪军2.4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5.1万余人，虽最终未能守住南昌，但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控制华中”的企图，展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意志，为后续长沙会战积累了防御经验。本文依托第九战区战报、日军华中派遣军档案及参战将领回忆录，系统还原战役全过程。

第一章 战前暗局：华中战场的战略态势与双方部署（1939.01-1939.03）

第一节 日军的战略企图与兵力集结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华中地区形成“日军占据核心城市，中国军队控制周边山地”的对峙格局。南昌作为江西省会，位于赣江下游，是浙赣铁路与南浔铁路的交汇点，东连浙闽、西接湘鄂、北通皖豫，既是第九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也是拱卫西南大后方的战略屏障。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将南昌视为“打通华中交通网、压制中国军队反攻”的关键节点，在1939年1月的军事会议上明确战役目标：一是攻占南昌，摧毁第九战区在赣北的指挥中枢；二是切断浙赣铁路，孤立浙江、福建地区的中国军队；三是掠夺鄱阳湖流域的粮食、煤炭资源，实现“以战养战”。
为实现此目标，日军调集精锐兵力组建“南昌作战集团”，由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统一指挥，具体编制为：1. 主力突击集团：第101师团（师团长斋藤弥平太中将）、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共6.5万人，部署于九江、德安一线，负责正面突破修水防线；2. 侧翼掩护集团：第6师团一部（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第16师团一部（师团长藤江惠辅中将），共2.5万人，部署于鄂南咸宁、通山，牵制中国军队湘鄂赣边部队；3. 后勤保障集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旅团长藤堂高英少将）及伪治安军2个师，共3万人，负责维护南浔铁路补给线及占领区治安。
1939年2月起，日军开始秘密集结兵力：第101师团从台湾调至九江，补充了3000名台湾籍士兵及大量渡河器材；第106师团在德安休整，接收了从关东军调来的12辆轻型坦克及24门150毫米重炮；海军第3舰队派遣10艘炮舰、20艘运输船集结于鄱阳湖口，负责掩护陆军渡河及侧翼支援。为隐蔽作战意图，日军采取“声东击西”策略：在鄂南频繁举行军事演习，释放“进攻长沙”的假情报；同时严密封锁南浔铁路，禁止平民通行，所有军用物资均在夜间运输。至3月15日，日军各路兵力全部部署到位，修水河北岸集结的日军兵力达8万人，各类火炮200余门、坦克40余辆，形成对南昌的弧形包围态势。

第二节 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与备战状况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早在1938年11月就预判日军可能进攻南昌，在赣北展开防御体系建设。1939年2月，蒋介石致电薛岳，明确“死守南昌，确保浙赣铁路”的防御方针，随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抽调第23集团军（唐式遵）一部增援赣东，形成“第九战区为主、第三战区为辅”的联防格局。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以“修水防线为核心，鄱阳湖西岸为左翼，赣西山地为右翼”，具体兵力配置为：
1. 正面防御集团（12万人）：由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下辖第49军（刘多荃）、第70军（李觉）、第79军（夏楚中）、第32军（宋肯堂），部署于修水河南岸永修至奉新一线，构筑三道防御工事：第一道为修水河岸防线，依托河堤构筑战壕、碉堡；第二道为丘陵地带防线，利用梅岭、西山等山地设置伏击阵地；第三道为南昌城郊防线，以赣江为屏障构建城防工事。
2. 左翼防御集团（4万人）：由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下辖第25军（王敬久）、第58军（孙渡），部署于鄱阳湖西岸吴城、星子一线，依托湖汊、芦苇荡构建水网防御体系，配备迫击炮、重机枪及少量战防炮，负责阻击日军海军登陆。
3. 右翼防御集团（4万人）：由第1集团军（总司令卢汉）指挥，下辖第60军（安恩溥）、第58军一部，部署于赣西高安、奉新一线，依托九岭山、蒙山构建山地防线，牵制日军侧翼。
备战期间，中国军队面临诸多困难：一是装备落后，全军仅有重炮12门、迫击炮200余门，且弹药匮乏，平均每门火炮仅配备50发炮弹；二是兵力分散，部分部队刚经历武汉会战，未及整补，第79军伤亡官兵仅补充30%；三是情报滞后，虽通过地下工作者获悉日军集结，但对其具体进攻时间、主攻方向判断不足。即便如此，官兵仍在百姓支援下加紧备战：修水河南岸挖掘战壕120公里，埋设地雷5万余颗；鄱阳湖西岸构筑碉堡300余座，设置水下障碍200余处；南昌城内动员民众拆除城外民房，构建防御街垒，组建2万余人的“民夫队”负责运输补给。

第二章 日军攻势：修水突破与赣北防线崩溃（1939.03.17-1939.03.27）

第一节 正面突破：修水河畔的血腥拉锯

1939年3月17日凌晨4时，日军第101师团、第106师团在修水河北岸同时发起炮击，拉开南昌会战序幕。日军集中150门重炮、30门榴弹炮，对修水河南岸中国军队第70军（李觉）、第79军（夏楚中）防线实施地毯式轰炸，炮击持续3小时，仅第70军防区就落下炮弹2万余发，前沿碉堡被摧毁80%，战壕坍塌过半。上午7时，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开始强渡修水，第101师团主攻永修方向，第106师团主攻德安方向，每路均配备10辆坦克掩护步兵冲锋。
防守永修段的是第70军第19师（李觉兼师长），该师依托河堤工事顽强阻击，以轻重机枪、手榴弹组成密集火力网，日军首批渡河部队200余人全部阵亡。日军随即调整战术，以坦克炮直射中国军队火力点，同时释放烟幕弹掩护步兵渡河。上午10时，日军突破第19师左翼防线，占领修水南岸的涂家埠据点。李觉急调预备队第107团反击，双方在涂家埠展开白刃战，团长刘湘辅身中三刀仍率部冲锋，激战至午后，日军伤亡8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1200余人，涂家埠暂时收复。
德安方向的战斗更为惨烈。第106师团在松浦淳六郎指挥下，以“波浪式冲锋”轮番进攻第79军第82师（罗启疆）防线。日军使用火焰喷射器烧毁中国军队碉堡，第82师官兵跳出碉堡与日军展开肉搏，营长王超奎率全营官兵死守阵地，最后仅幸存3人。下午2时，日军突破德安以南的马回岭防线，直逼永修与德安之间的万家岭。万家岭是1938年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重创日军第106师团的战场，日军此次复仇心切，进攻尤为猛烈，第79军军长夏楚中率警卫营亲自参战，仍未能阻止日军推进，万家岭于3月18日傍晚失守。
3月19日，冈村宁次增派独立混成第14旅团增援，日军兵力增至10万人，对修水防线发起总攻。中国军队第49军（刘多荃）、第32军（宋肯堂）赶来增援，但在日军飞机、坦克的联合打击下，防线多处被突破。3月20日，修水防线全线崩溃，中国军队向南昌城郊的第二道防线撤退，日军趁势追击，沿途展开疯狂屠杀，仅永修县城就有3000余名平民遇害。

第二节 左翼激战：鄱阳湖西岸吴城保卫战

3月18日，日军海军第3舰队配合陆军第101师团一部，从鄱阳湖口向吴城发起进攻，企图从左翼迂回包围南昌。吴城位于鄱阳湖西岸，是南昌的水上门户，街道沿湖而建，房屋多为砖石结构，易守难攻。防守吴城的是第32集团军第58军（孙渡）第108师（师长刘正富），该师依托湖汊、码头构建防御工事，将迫击炮部署在湖边高地，轻重机枪配置于沿街房屋，形成立体防御。
3月18日上午8时，日军10艘炮舰对吴城码头实施炮击，2000余名日军在登陆艇掩护下发起登陆。第108师官兵依托码头工事顽强阻击，迫击炮精准命中日军炮舰1艘，使其搁浅；岸边机枪火力压制日军登陆部队，湖面浮尸数百。日军连续三次登陆均被击退，下午转而炮击吴城街区，烧毁房屋200余间。3月19日，日军增派5艘炮舰、1个坦克中队增援，在飞机掩护下再次登陆，突破码头防线，攻入吴城街区。
双方展开巷战，第108师官兵逐屋争夺，每一条街巷都成为战场。日军坦克在狭窄街道中难以机动，被中国军队用集束手榴弹炸毁3辆；官兵利用熟悉的地形，在房屋墙壁上挖掘枪眼，不断袭扰日军。3月20日，日军纵火焚烧街道，企图逼迫中国军队撤退，第108师师长刘正富率部退守吴城西北的望湖亭，依托高地继续抵抗。3月22日，日军增兵至5000余人，望湖亭阵地被突破，刘正富率残部突围，吴城陷落。此战第108师毙伤日军1200余人，自身伤亡1800余人，虽未能守住吴城，但迟滞日军进攻达5天，为南昌城郊防御争取了时间。

第三节 右翼阻击：赣西高安阻击战

3月20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从鄂南咸宁出发，向赣西高安发起进攻，企图从右翼牵制中国军队增援南昌。高安位于赣西山地边缘，是湘赣公路的咽喉要道，防守高安的是第1集团军第60军（安恩溥）第184师（师长张冲）。该师依托九岭山余脉构建防线，在高安以北的祥符观、龙潭镇设置伏击阵地。
3月21日，日军第6师团第13联队（联队长内藤正一）率3000余人进攻祥符观，第184师第541团（团长杨洪元）依托山地工事顽强阻击，日军多次冲锋均被击退。3月22日，日军调来山炮部队炮击阵地，第541团伤亡惨重，祥符观失守。日军继续向高安县城推进，第184师师长张冲令第542团（团长万保邦）在龙潭镇设伏，当日军进入伏击圈后，两侧山地的机枪火力瞬间压制日军，迫击炮炸毁日军指挥车1辆，内藤正一受重伤。
激战至3月24日，日军伤亡800余人，仍未能突破龙潭镇防线。冈村宁次见状，下令第6师团一部停止进攻，转向支援正面战场，高安阻击战取得胜利。此战第184师毙伤日军1000余人，自身伤亡1500余人，成功牵制了日军右翼兵力，为南昌城郊的中国军队减轻了压力。

第二章 南昌失守：城郊防御与城破突围（1939.03.23-1939.03.27）

第一节 城郊决战：梅岭-西山防线保卫战

3月23日，日军第101师团、第106师团主力抵达南昌城郊，对梅岭-西山防线发起进攻。该防线是南昌城郊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梅岭位于南昌以西、西山位于南昌西南，两山之间形成狭窄通道，易守难攻。防守该防线的是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亲自指挥的第32军（宋肯堂）、第49军（刘多荃），共4万人，依托山地构建了战壕、碉堡、地雷区组成的三道防御工事。
3月23日凌晨5时，日军第101师团主攻梅岭，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发起集团冲锋。第32军第141师（唐永良）依托梅岭主峰工事顽强阻击，轻重机枪、迫击炮组成密集火力网，日军多次冲锋均被击退。上午10时，日军使用化学武器（催泪瓦斯），第141师官兵无防毒面具，不少人中毒失去战斗力，梅岭主峰失守。宋肯堂急调预备队第139师（李兆瑛）反击，双方在梅岭山腰展开白刃战，旅长石友三率部冲锋，夺回主峰阵地。
同日，日军第106师团进攻西山，第49军第105师（王铁汉）依托西山寺庙群构建防御工事，与日军展开拉锯战。日军以重炮轰击寺庙，千年古刹翠岩寺被炸毁，第105师官兵在废墟中继续抵抗。3月24日，日军增派2个联队增援，突破西山防线，直逼南昌城西的赣江大桥。罗卓英急调第70军残部增援，在赣江大桥北岸与日军展开激战，炸毁大桥中段，暂时阻止日军渡江。
3月25日，日军第101师团一部从吴城沿赣江南下，在南昌城东的青山渡口登陆，从东侧迂回包围南昌。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罗卓英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请求增援，薛岳急调第74军（俞济时）从湖南赶来增援，但路途遥远，短期内无法抵达。3月26日，梅岭-西山防线全线崩溃，日军从西、北、东三面包围南昌城。

第二节 城破巷战：南昌城内的最后抵抗

3月26日傍晚，日军对南昌城发起总攻，第101师团从北门、第106师团从西门、海军陆战队从东门同时进攻。防守南昌城的是第32军第141师残部及南昌警备部队共1.5万人，依托城墙、街巷构建防御工事。日军重炮轰击城墙，北门、西门城墙先后被炸开缺口，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突入城内。
双方展开巷战，第141师师长唐永良率部在中山路、胜利路等主要街道与日军逐街逐屋争夺。官兵利用店铺、民房构建临时工事，从窗户、屋顶向日军射击；平民自发加入战斗，用菜刀、扁担袭击日军，不少青年冒死为中国军队传递情报。3月27日凌晨，日军攻占南昌市政府大楼，第32军残部退守城南的绳金塔一带。此时，日军已控制南昌城80%的区域，罗卓英接到薛岳“突围至赣东”的命令，下令部队分三路突围。
3月27日上午，第32军第141师师长唐永良率残部3000余人从南门突围，在赣江岸边与日军激战，渡过赣江后向吉安方向撤退；第49军第105师师长王铁汉率残部2000余人从东门突围，沿鄱阳湖西岸向景德镇方向撤退；罗卓英率第19集团军总部人员从西门突围，向高安方向撤退。当日中午，日军占领南昌城，冈村宁次在南昌市政府举行“入城仪式”，但此时的南昌已成为一片废墟，日军仅缴获少量武器装备，且付出伤亡1.2万人的代价。

第三章 转守为攻：中国军队的南昌反击战（1939.04.01-1939.04.30）

第一节 战略决策：蒋介石与第九战区的反击部署

南昌失守后，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在1939年4月1日的军事会议上强调：“南昌为华中战略要地，必须尽快收复，以振民心士气。”随后下令第九战区、第三战区联合发起南昌反击战，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统一指挥，具体目标：一是收复南昌城，摧毁日军在赣北的指挥中枢；二是切断南浔铁路，围歼日军第101、第106师团主力；三是恢复浙赣铁路交通，打通华中与东南地区的联系。
为实现此目标，中国军队集结15万兵力，分为三路反击集团：1. 中路主攻集团：第19集团军（罗卓英）下辖第74军（俞济时）、第79军（夏楚中），共5万人，部署于高安、奉新一线，负责正面进攻南昌城西；2. 东路助攻集团：第32集团军（上官云相）下辖第25军（王敬久）、第58军（孙渡），共4万人，部署于临川、东乡一线，负责进攻南昌城东；3. 西路牵制集团：第1集团军（卢汉）下辖第60军（安恩溥）、第58军一部，共3万人，部署于湘赣边铜鼓、修水一线，牵制日军鄂南部队；4. 特种部队：炮兵第5团（配备150毫米重炮4门）、空军第3大队（战斗机12架、轰炸机8架），负责火力支援与空中掩护。
4月5日，薛岳在吉安召开军事会议，明确反击战术：“中路集团采取‘正面突破+侧翼迂回’战术，东路集团实施‘围城打援’，西路集团开展游击战牵制日军，三路协同，一举收复南昌。”同时，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赣北游击队、新四军第1支队一部，在日军后方开展破袭战，破坏南浔铁路、袭击日军补给队，配合正面反击。

第二节 中路主攻：高安-奉新反击战

4月10日，中路主攻集团第74军（俞济时）率先向高安发起进攻。高安是日军防守南昌城西的核心据点，由第106师团第111联队（联队长饭野贤十）驻守，构筑了碉堡、战壕、地雷区组成的防御工事。第74军第51师（王耀武）主攻高安县城，第57师（施中诚）从侧翼迂回，第58师（冯圣法）担任预备队。
4月10日凌晨5时，第51师在炮兵掩护下向高安县城发起进攻，官兵以云梯攀登城墙，与日军展开白刃战。王耀武师长亲自到前线指挥，第51师第153团团长张灵甫率部攻破北门，冲入城内。日军依托县城中心的天主教堂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拉锯战，天主教堂先后易手4次。4月11日中午，第57师迂回部队攻占高安城南的锦河大桥，切断日军退路，日军残部向奉新撤退，高安收复。此战第74军毙伤日军1500余人，自身伤亡2000余人。
4月15日，第74军、第79军向奉新发起进攻。奉新由第106师团主力驻守，日军依托奉新外围的山地工事顽强阻击。第74军第58师在空军掩护下，向奉新城北的狮山发起冲锋，团长廖龄奇率部攻克狮山阵地，毙伤日军800余人；第79军第82师从侧翼迂回，攻占奉新城南的赤岸镇，切断日军补给线。4月18日，中国军队对奉新县城发起总攻，日军伤亡惨重，向南昌方向撤退，奉新收复。至4月20日，中路集团推进至南昌城西的生米镇，距南昌城仅15公里。

第三节 东路助攻：临川-南昌城东反击战

4月12日，东路助攻集团第32集团军（上官云相）向临川发起进攻。临川是日军防守南昌城东的重要据点，由第101师团第101联队（联队长饭沼守大佐）驻守。第25军第52师（冷欣）主攻临川县城，第58军第108师（刘正富）从侧翼迂回。4月12日上午，第52师在炮兵掩护下发起进攻，官兵突破临川城外的战壕防线，冲入城内与日军展开巷战。4月13日傍晚，日军残部向南昌撤退，临川收复，此战毙伤日军10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1500余人。
4月20日，东路集团推进至南昌城东的谢埠镇，对南昌城发起进攻。第25军第40师（詹忠言）主攻谢埠镇，日军第101师团第103联队（联队长佐藤正三郎大佐）依托工事顽强阻击。双方展开激战，第40师师长詹忠言身先士卒，率部攻克谢埠镇，毙伤日军800余人。4月25日，东路集团推进至南昌城东的青山路，与日军展开拉锯战，一度攻至南昌城东门外的永和门，但在日军飞机、坦克的打击下，进攻受阻。

第四节 西路牵制：湘赣边游击战与敌后破袭战

4月15日，西路牵制集团第1集团军（卢汉）向湘赣边的铜鼓、修水发起进攻，牵制日军第6师团一部。第60军第184师（张冲）主攻铜鼓，日军第6师团第13联队一部驻守铜鼓，依托山地工事顽强阻击。第184师采取“夜袭+伏击”战术，夜间偷袭日军营地，白天在山间设伏，毙伤日军500余人，迫使日军向鄂南撤退，铜鼓收复。
同时，中共领导的赣北游击队、新四军第1支队一部在日军后方展开大规模破袭战。4月10日，赣北游击队袭击南浔铁路德安站，炸毁火车2列、铁路桥梁1座，使南浔铁路中断运行3天；4月18日，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王必成）袭击南昌至九江公路上的马回岭补给站，烧毁日军粮食100吨、弹药库2座，毙伤日军300余人。日军被迫从南昌前线抽调1个联队回防后方，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

第四章 战役收尾：反击受挫与战略相持形成（1939.05.01-1939.05.09）

第一节 日军反扑：南昌城郊的最后激战

4月30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增派第3师团（师团长藤田进中将）、第13师团一部（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共3万人增援南昌，由冈村宁次统一指挥，对中国军队反击部队发起反扑。日军采取“正面阻击+侧翼迂回”战术，第3师团主攻中路集团第74军防线，第13师团一部迂回东路集团侧翼。
5月1日，日军第3师团向南昌城西的生米镇发起进攻，第74军第51师（王耀武）依托生米镇工事顽强阻击。日军以飞机、坦克、重炮联合打击，第51师阵地多处被突破，团长张灵甫率部反击，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激战至5月3日，生米镇失守，中路集团被迫向高安撤退。
5月2日，日军第13师团一部向南昌城东的谢埠镇发起进攻，东路集团第25军第40师（詹忠言）顽强抵抗，双方展开白刃战，旅长黄维刚身中数弹牺牲，谢埠镇失守。东路集团被迫向临川撤退。
5月5日，日军对西路集团第1集团军防线发起进攻，第60军第184师（张冲）在铜鼓外围与日军展开激战，毙伤日军800余人，自身伤亡1200余人，被迫向湘赣边山地撤退。此时，中国军队反击部队已伤亡4万余人，弹药消耗殆尽，薛岳致电蒋介石请求停止反击。

第二节 战略调整：中国军队转入防御与相持形成

5月9日，蒋介石致电薛岳、上官云相，下令“停止南昌反击战，各部队退守原防御阵地”。随后，中国军队各路反击集团先后撤退至赣北高安、赣东临川、湘赣边铜鼓一线，构筑新的防御工事。日军虽击退中国军队反击，但也付出伤亡1.2万人的代价，且兵力分散，无力继续南进，双方在南昌周边形成对峙。
日军占领南昌后，立即展开“治安肃正”，组建伪“江西省政府”，扶持汉奸吕焕炎担任省长，但遭到南昌民众的强烈抵制。日军在南昌及周边地区展开疯狂屠杀，仅5月至6月就杀害平民1万余人，烧毁房屋2万余间，制造了“南昌大屠杀”惨案。同时，日军掠夺鄱阳湖流域的粮食50万吨、煤炭100万吨，用于支撑对华战争。
中国军队撤退后，第九战区立即开展整补工作：补充新兵3万人，更换武器装备，在赣北、赣西构建“纵深防御体系”；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赣北游击队、新四军第1支队一部在南昌周边持续袭扰日军，先后拔除日军据点10余处，毙伤日军500余人。至5月下旬，中日双方在南昌周边形成战略相持，南昌会战正式结束。

第五章 战役余波：历史意义与经验启示（1939.06-）

第一节 战役的战略意义

南昌会战是战略相持阶段华中战场的重要战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一是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控制华中”的企图，日军虽占领南昌，但付出伤亡2.4万人的沉重代价，兵力严重消耗，无力继续南进；二是展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意志，尽管装备落后、伤亡惨重，但中国军队始终未放弃抵抗，尤其是巷战中的平民参与，彰显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三是为后续长沙会战积累了防御经验，中国军队在战役中运用的“纵深防御、侧翼牵制、敌后破袭”战术，成为后续华中战场防御的模板。
对日军而言，南昌会战的“惨胜”使其意识到中国军队的抵抗韧性，被迫调整对华战略——从“主动进攻”转向“重点守备”，将主要兵力用于巩固占领区，为中国军队赢得了整补时间。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战后总结中承认：“南昌作战虽达成占领目标，但共军及中国正规军的顽强抵抗超出预期，今后需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避免陷入长期消耗。”

第二节 战役的经验与教训

南昌会战的实践，为中国军队后续抗战提供了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经验方面：一是战略协同初步形成，第九战区与第三战区联合作战，正面部队与敌后游击武装相互配合，体现了全民族抗战的优势；二是山地防御战术日趋成熟，中国军队依托修水、梅岭等地形构建多层次防线，有效迟滞了日军推进；三是官兵战斗意志顽强，不少部队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教训方面：一是指挥协调存在缺陷，第九战区与第三战区在反击阶段缺乏有效配合，中路集团推进过快，东路、西路集团未能及时跟进，导致孤军深入；二是装备差距悬殊，中国军队缺乏重武器和防空武器，在日军飞机、坦克的打击下损失惨重；三是情报工作滞后，未能及时掌握日军增援动向，导致反击后期陷入被动；四是后勤保障不足，弹药、粮食供应不及时，不少部队在激战中因断粮断弹被迫撤退。这些教训为后续部队建设和战术改进指明了方向。

第三节 历史启示：民族精神与抗战记忆

南昌会战的历史，彰显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顽强抵抗”的民族精神。在战役中，中国军队官兵舍生忘死，第74军第51师团长张灵甫、第32军第141师旅长石友三、第25军第40师旅黄维刚等将领身先士卒，无数士兵为国捐躯；南昌民众自发参与抗战，为部队传递情报、运送弹药，甚至拿起武器与日军战斗，用鲜血谱写了全民族抗战的壮丽篇章。
如今，南昌会战的遗迹仍在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修水河畔的战壕遗址、梅岭的战斗工事、南昌城内的抗战纪念墙，见证着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2014年，南昌会战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南昌抗战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有数十万群众前来缅怀先烈。南昌会战的历史启示我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抵御外侮的根本保障，只有铭记历史、砥砺前行，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实现民族复兴。